丁亥年夏月，余三遊北平。同行諸公，皆一時碩學，而頗以北直（廣基案：北直，北直隸之簡稱，即今之北京。）文化，今不如昔為憾。蓋北平乃歷朝名都，而文物陵夷，人心不古，此固可哀。惟考諸故實，自南宋以還，華夏學術，運繫江南，求之北都，不啻刻舟求劍。夫中國文化，本有南北之別。孔子云：“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”（《禮記∙中庸》）嗣東晉、南北朝以降，文化中心，逐漸南移，而北方之學寖微。蓋北朝華夷雜處，衣冠文物，悉遷於南。故其學篤信故舊，而新義罕聞；抱殘守缺，而士風闇衰；不似江南文化之粲然大備，蔚然可觀。此南北朝學術之大較也。昔儀徵劉先生師培云：“三代之時，學術興於北方，而大江以南無學。魏晉以後，南方之地，學術日昌，致北方學者，反瞠乎其後，其故何哉？蓋并青雍豫，古稱中原，文物聲名，洋溢蠻貊，而江淮以南，則為苗蠻之窟宅。及五胡搆亂，元魏憑陵，虜馬南來，胡氛暗天，河北關中，淪為左衽，積時既久，民習於夷。而中原百姓，避亂南遷，冠帶之民，萃居江表，流風所被，文化日滋。”（《南北學派不同論》）爰及唐代，孔穎達撰《五經正義》，學術遂重南輕北，而華夏之風尚漸變。皮錫瑞云：“北人篤守漢學，本近質樸；而南人善談名理，增飾華詞，表裏可觀，雅俗共賞。故雖以亡國之餘，足以轉移一時風氣，使北人舍舊而從之。”（《經學歷史》）至南宋偏安江左，朱明定鼎金陵，江南作為漢人文化之中心，地位益固，至是而學術政教，於焉不分。故宋之臨安（即今杭州）、明之金陵（即今南京），不惟一代名都，亦為近代文化之重鎮。迄宋元明清，歷久不衰，故文人學士，每多出於江、浙之間。夷考宋代學術，史學首推浙東（廣基案：宋代浙東史學，有永嘉、金華二派，前者導源於葉水心，後者發刱於呂東萊。至清黃梨州、萬季野、全謝山、章實齋，猶傳其緒），而道學萃於徽南。而北方學者，若洛學之出於中原，關學之出於西北，篳路藍縷，固有可觀，及新安朱子，集其大成，而伊洛餘緒，悉委於南。此《道南源委》之所由作也。元代由外族入主中原，風尚草莽，自戲曲而外，文化固無足觀。下逮明代，理學獨盛，學者或紹述程朱，或推尊陽明。及於季世，而江右、泰州、浙中、東林，恒相攻忤，而其地皆在江、浙。譚其驤云：“《明史》將一代著名理學家除少數幾個有事功列於專傳者外，編次為《儒林傳》二卷，共著錄一一五人。……東南四省佔了全國總數76.5%……。除西南廣西、雲、貴無人外，奇怪的是，畿輔之地北直竟亦無人。”（《長水粹編》）至於滿清，外族當權，崇尚文教，獎勵經學，故漢學宋學，均有可觀。其間學者輩出，然考其犖犖大者，均不外乎吳、皖二派。而阮元督學湖廣，弘揚漢學，而江南學風，為之數變。其流風所被，於吳則有揚州、常州二派，而堂蕪特大。江漢則有湘綺（王闓運）、湘鄉（曾國藩），並尊漢宋，而下啟蜀、粵。爰至近世，江、浙鴻儒，蠭出並作，若劉師培、陳漢章、章太炎、馬一浮、羅振玉、王國維，皆秉學杏壇，號為大師。此豈偶然哉！《浙江文化史》云：“據蕭一山《清代學者著述及其生卒年表》一書統計，在清代970名學者中，江浙佔550人，幾佔大半，而浙江達230人之多。”蓋江南文化，自為重心，幾達千載，積漸既久，後來居上，故不論義理、考據、詞章，均愈於北方。餘姚黃宗羲嘗云：“秦、漢之時，關中風氣會聚，田野開闢，人物殷盛，吳、楚方脫蠻夷之號，風氣樸略，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。今關中人物，不及吳會久矣，又經流寇之亂，煙火聚落，十無二三，生聚教訓，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。而東南粟帛，灌輸天下，天下之有吳會，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。今夫千金之子，其倉庫匱篋，必身守之，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。捨金陵而弗都，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，昔日之都燕，則身守夫門庭矣。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？”（《明夷待訪錄》）據此，則金陵舊都，不僅為明、清文化之中心，亦為全國經濟之根本。而疑者或曰：“如是，則元、清之世，定都北京，其故安在哉？”曰：“國都之設，非必以文化經濟為首要之考慮。蓋蒙元與滿清，均為外族，國都定鼎，重在軍事，而文化經濟之因素不與焉。”藍勇《中國歷史地理學》云：“北方游牧民族在元明清以後多入主中原建立統一的王朝，為了以發源地為根基控御南方各族，建都往往都靠北，坐北朝南，如元代和清代建都北京。”由此觀之，北京既非數百年文運之地，則學者於此求學，竊恐其迷而莫返也。
後記：
此文撰寫於2007年，本為答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之書。蓋倉促成篇，未及發表。然辨析南北文化之大勢，似略有可觀。今稍加整理，以俟來日，亦俾讀者得知南方文化之優於北方，不至迷而不返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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